马君武

潘茨宣:“一代宗师”马君武

【时间： 2007年04月11日 】【来源： 广西新闻网-广西日报 】【作者： 潘茨宣 】【编辑： 刘清 】

反清排满兴共和 　 　在风景如画的桂林市中心，有一泓碧玉般的澄湖绿水，曰榕杉湖景区。这里曲桥亭榭，茂树繁花，景致宜人。旧时杉湖北岸有补杉楼。清代龙启瑞等“杉湖十子” 的桂林诗人常在此赋诗唱和。桂林的“老狗肉”都记得，补杉楼旁旧有白龙池，池畔有座带花园的两层西式楼房，题有联云：“种树如培佳子弟，卜居恰对好湖 山。”民国早年，这里曾住过一位著名的恭城人，姓马名君武。斗转星移，杉湖依然毓秀钟灵，榕湖更具诗情画意，然而补杉楼、白龙池都看不到了，那座带花园的 两层西式楼房更看不到了，唯有高大的漓江大瀑布饭店前花圃里不太显眼地立着“马君武故居遗址”碑碣，颇令人有点彰然若失。 　　马君武是我国 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著名的近代学者和教育家。1881年出生于广西恭城县，5岁起长期寓居桂林。1898年，马君武进了原台湾巡抚唐景崧办的体用 学堂，专攻英文、算学。1900年入广州法国教会所办丕崇书院攻读法文。后来，马君武离开广州投身革命。他曾赴新加坡拜谒康有为，衔命回广西策应唐才常起 义。失败后，1901年入上海震旦学院。同年赴日本读书。翌年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主要撰稿人。马君武1903年考进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工艺化学 系。不久参加了留日学生反清运动，1903年春节。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新年恳亲会上，马君武登台演讲，公开提出中国的出路在于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 得到近千名留学生的拥护。 　　1905年7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马君武被推定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1905年8 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马君武成被选为书记部部长兼广西支部长。又奉孙中山之命担任《民报》主笔。这一时期，他以诗文宣传革命，引起了清朝官吏的注 意。1906年，马君武回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两江总督端方指名要逮捕他。马君武又匆匆赴德国。1907年入柏林工业大学学冶金。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毕 业回国，值上海起义，出任《民立报》主笔，呼号革命。他参加创建中华民国，推选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民国始元，任 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和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当选国会参议员。二次革命时回广西谋举事未成。再赴德国入柏林大学 研究院四年，获工学博士,是中国留德学生获德国工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1916年回国，次年随孙中山南下广东护法，任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部长、非常 大总统府秘书长。1921年，孙中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随军入桂讨陆。1922年马君武向孙中山辞去广西省长之职。从此潜心科学及教育事业。1928 年回广西创办广西大学，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坚主抗日。1937年抗战爆发，积极主张抗战，出任最高国防会议参议及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文采风流谱华章 　　马君武精通英、日、德、法等国文字，涉猎专业十分广泛，哲学、文史、工科、农科、理科，无所不包。1906年，他创办中国公学时，学生朱经农就感慨说，“凡是校内功课，没有一门他不能教”。 　 　马君武读书求学刻苦异常，每日必著述或翻译二千字，不教一日闲过，他一生仅50多年，译著便有《民约论》、《弥勒约翰之说》、《赋税论》、《唯心派钜子 黑智儿之学说》、《代数学》、《矿物学》等。当年，他为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写了大量哲学论文，谁都没想到作者竟是个化学系学生。 　　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在中国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对马克思真正有全面了解的，除了梁启超，就是马君武了。 　 　马君武在早年留学日本时即开始翻译生涯。曾编印《新文学》一册，译载歌德、胡德、拜伦诗若干首。被柳亚子誉为：“抗手无时辈，椎轮异昔贤。欧花兼米锦， 哀怨杂鲜妍。”1902年他与人在日本创办《翻译世界》，月出一册，共出6册。他精通日语、英语、法语和德语，翻译面很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都 译。《共产党宣言》的纲领部分就是1906年夏由他译成中文登在《民报》上的。编译了《德华字典》等书，并第一个翻译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原始》，他对德 国18、19世纪人文科学的光辉成就十分赞叹，翻译过席勒的《威廉退尔》，介绍过黑格尔的学说，产生了较大影响。 　　马君武的文学翻译最著 名的是诗歌翻译，这是马君武翻译雨果忆旧的一首情诗：“此是青年有德书，而今重展泪盈裾。／斜风斜雨人增老，青史青山事总虚。／百字题碑记恩爱，十年去国 共艰虞。／茫茫天国知何处？人世仓皇一梦如。”他是第一个翻译雨果作品的翻译家。马译诗的特点一是把西方事物尽量地中国化，而又大体不失原意；二是用了中 国古诗和民歌中连章半重体的形式。既有中国古体格律诗风格，又较好地表达了原作的风格和韵味。他译的英国诗人拜伦的《哀希腊》、英国诗人胡德的《缝衣 歌》、歌德的《米丽容歌》、《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阿明临海岸哭女诗》等，传诵一时。马君武是近代与苏曼殊齐名的诗歌翻译家。 　　马君武尤其崇拜歌德，是歌德诗的第一个中文译者。《米丽容歌》是歌德最有名的抒情诗之一，以下是马君武这首中国式古体译诗的第一节：“君识此，是何乡？／园亭暗黑橙橘黄。／碧天无翳风微凉，／芍药沉静丛桂香。／君其识此乡？／归欤！归欤！／愿与君，归此山。” 　 　马君武学的是自然科学，但对文学非常喜爱。著有《马君武诗稿》。其文采风流冠于一时。马君武是南社诗人，他的诗，以鼓吹新学思潮和爱国主义为特色。如 《自由》、《从军行》等，《华族祖国歌》宣扬物竞天择思想，号召中华民族“肩枪腰剑”，奋起救亡。《从军行》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母亲形象，她殷勤教子， 鼓励他从军杀敌，保卫祖国。《京都》抒发“欲以一身撼天下”的雄图壮志。《去国辞》写流亡异国前夕的怨愤。在艰难的条件下，马君武不消沉：“祖国前途正辽 远，少年发想要雄奇”(《赠虞君》)；“誓使华严从地起，莫临沧海患途穷”（《〈变雅楼三十年诗征〉题词》）。 　　马君武反对拟古，强调独创。《寄南社同人》诗说：“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他的诗多描写国外风光，又好以西方故实、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哲理入诗，代表了黄遵宪以来作家们吸收新诗料、开拓新诗境的努力。 　　醒民救国办教育 　 　经历了十年宦海沉浮和饱尝了各种艰辛之后，马君武后半生致力于科学教育事业。1924年以后，他全心全意投身于祖国教育事业，以期实现其科技救国、教育 救国的理想。马君武将自己的民主思想、科技知识、行政管理经验都融会到所致力的教育事业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1924年，马君武受聘担任上海大夏大学首任校长，以自己的博学带动学校形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1925年，马君武应北京工业大学师生的五次请求出任该校校长。1930年，应蔡元培之邀，马君武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之职。 　 　1927年受广西省政府委托，马君武在梧州创办广西大学；1928年被任命为校长。1936年广西大学转移到桂林雁山西林公园与省立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合 并。1939年，省立广西大学经国民政府批准升格为国立广西大学，马君武第三次出任广西大学校长。为了办好广西大学，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身体每况愈 下，却毫不在意，经常带病坚持工作。1940年秋天，他因胃穿孔医治无效，于8月1日病逝，终年60岁。 　　马君武担任的诸多大学校长之 职，以在广西大学时间最长，建树最多，最能显示他的办学理念、教育思想及管理才智。作为教育家的马君武与蔡元培并肩，一南一北活跃在改造封建中国的教育体 制，极力推广欧洲教育、尤其是欧洲现代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的实践中。由于办学有成，马君武在教育界与蔡元培同享盛名，在中国有“北蔡南马”之誉。马君武去 世时，周恩来写的挽词是“一代宗师”；朱德、彭德怀的挽词是“教泽在人”。 　　怜香惜玉动真情 　 　马君武的婚姻生活平淡而又多舛。和那年代许多读书人一样，1906年，他娶周氏为妻，后又纳了彭文蟾女士为妾，全由母亲包办。1922年11月，省长任 上的马君武奉孙中山命将广西省政府移往梧州，途中船队遭军阀叛军狙击。彭玉蟾女士中弹身亡，令马君武万念俱灰，从此离开政坛。然马君武是位诗人。诗人性格 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感情特别炽烈。他一生中感情上遭遇过一些纠葛就很难免了。 　　马君武的初恋发生在19岁。1900年，他刚刚到广州求学。 附近外国医院的福音堂里有一位少女天天在那里演讲，阐扬新学，批评时政。少女叫张竹君，口齿伶俐、丰姿绰约，加上思想激进，作风新潮，被人尊称“女梁启 超”。年轻的马君武一见钟情，主动接近交往。张竹君对马君武也十分钦佩。不久，马君武便用法文给张竹君写了一封求婚信，倾诉了爱慕与热恋。张竹君感动得直 流眼泪，回信详细诉说了自己奉行独身主义，无法接受求爱的苦衷。初涉情海便遭挫折、马君武难以接受此结果，决定离开广州。1901年到了日本。但他仍对张 竹君念念不忘。梁启超在日本主办《新民丛报》，请他当撰稿人。马君武立即写了一篇《张竹君传》见报，对张竹君颂扬备至。《新民丛报》发行面很广。张竹君因 而名扬海内外。后来，张竹君终身未嫁，致力于女权运动，成了“辛亥女杰”。 　　由于写了《张竹君传》等一批深受读者欢迎的文章，马君武的稿 子成了《新民丛报》的支柱。但《新民丛报》不仅稿酬少而且经常拖欠。马君武的撰稿积极性大受影响。为了鼓动马君武多撰稿，梁启超请同学罗孝高作秀，用“羽 衣女士”署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些作品。梁启超还加编者按：“羽衣女士，吾粤之顺德人也。才貌双全，中英文造诣俱佳，顷在香港某女塾执教。本报得其 惠稿，至为荣幸……”果然引起了马君武的注意，便向罗孝高打听。罗孝高将“羽衣女士”吹得像天仙一样，说她是自己表妹，将来东京留学。马君武可先和她通 信，像赠诗张竹君那样，也赠她几首诗。马君武以为艳遇来了，诗兴大发，频频撰写带情诗文译作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羽衣女士”也不断回应。一时间，《新 民丛报》热闹非凡，版面上净是马君武与“羽衣女士”互相调情的诗文。如此折腾了几个月，《新民丛报》赚得盆满钵满。马君武知道真相后气愤之极，但除了把罗 孝高痛骂一顿外，只能自咽苦果了。 　　马君武多次在海外留学，也产生过异国恋情。他1907年到德国留学，借住在一位德国机械 工程师家里。这家人将马君武捧为贵宾。日子一长，热情漂亮的房东小姐爱上了他。26岁的马君武对这位德国姑娘早存好感。于是，他们开始相恋了……辛亥革命 爆发后，马君武决定回国。房东小姐死活要马君武将她娶回中国去。马君武却犯难了，因为早在五年前，他在国内就娶了亲，现已有了孩子…… 　　 马君武成名之后，也有过红颜知己。 抗战桂林文化城时，艺名小金凤的桂剧名伶尹曦是位声色艺俱全的当红明星。桂林人将她与马蹄和腐乳并称为“桂林三宝”。那时，欧阳予倩在桂林主持桂剧改革， 写了《桃花扇》，《木兰从军》两部新戏，全由小金凤主演。为她捧场的文化人很多，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小金凤常陪马校长乘车出游， 在各种体面场合出现，令许多官人商贾眼红眼热。马君武还认尹曦做干女儿，有次出差赴南京，专 为她赋《小別》诗一首：“百看不厌古时装，刚健婀娜两擅场。为使梦魂能见你，倚车酣睡过衡阳。”魂牵梦萦之情可谓淋漓尽致了。马君武病逝时，小金风也挽以 联云：“抚我若亲生，慈父心肠，大人风度；现身而说法，桃花旧恨，木兰新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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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句人生名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
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周恩来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周敦颐
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张闻天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诸葛亮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但丁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林则徐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高尔基
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 --列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王之焕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孔子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佚名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泽东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
我们有力的道德就是通过奋斗取得物质上的成功；这种道德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罗素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拿破仑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裴多菲
那最神圣恒久而又日新月异的，那最使我们感到惊奇和震撼的两件东西，是天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康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
道德常常能填补智能的缺陷，而智能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但丁
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作出快速反应的。 --达尔文
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韩愈
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何塞·马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
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
如果错过太阳时你流了泪，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 --泰戈尔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奥斯特洛夫斯基
古之立大志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苏轼
立志是事业的大门，工作是登堂入室的旅程。 --巴斯德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陶渊明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孔子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亚里斯多德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
只有在那崎岖的小路上不畏艰险奋勇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 --罗曼·罗兰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乐府《长歌行》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吴。 --蒲松龄
学无止境。 --荀子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
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罗丹
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歌德
时间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鲁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韩愈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雷锋
生活永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糟。 --莫泊桑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妄想使我屈服，这绝对办不到。生活是这样美好，活他一千辈吧！--贝多芬
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 --爱因斯坦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雨果
衡量一个人的真正品格，是看他在知道没人看见的时候干些什么。 --孟德斯鸠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歌德
天才就是百分之二的灵感，百分之九十八的汗水。 --爱迪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老子
人并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 --托尔斯泰
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 --阿基米德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李商隐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佚名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刘备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荀子
如果不想在世界上虚度一生，那就要学习一辈子。 --高尔基
天生我才必有用。 --李白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亚里斯多德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陆游
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 --海明威
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巴斯德
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 --奥斯特洛夫斯基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孔子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徐悲鸿
失败乃成功之母。 --牛顿
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爱因斯坦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赫胥黎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孟子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林则徐
不要问你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 --林肯
有很多良友，胜于有很多财富。 --莎士比亚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司马光
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要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牛顿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庄子
我的最高原则是：不论对任何困难都绝不屈服。 --居里夫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
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列夫·托尔斯泰
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
希望是生命的源泉，失去它生命就会枯竭。 --富兰克林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韩愈
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 --高尔基
劳动一日，可得一夜的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的长眠。 --达·芬奇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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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

一流大学的5个特征

杨东平

当今，在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出现了片面强调大校园、综合性、办大学城的现象。随着校园越来越大、学生越来越多，人们对于大学以何为大，大学的精神价值、社会责任，以及什么是现代大学精神、现代大学制度这些问题，却似乎越来越模糊。

一流大学的5个特征

在市场经济经过20多年发展以后，绝大多数人对于现代企业制度都有了清晰的概念，但对于“现代大学制度”仍然缺乏共识，甚至缺乏常识。

世界各国的大学尽管具体的办学各有特色，却具有一些共性，我归纳为5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分别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和学生自治。

大学自治

大学自治，这个概念在中国显得有点陌生，其实就是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建立大学和政府的相应关系。大学需要自治，这个观点是从大学发展的历史、大 学内在的逻辑中产生的。因为大学是传播知识的学术机构，早期的古典大学是具有行业协会性质的组织，实行学者的自我管理。中世纪时，西方的著名大学通过获得 国王或教会的特许状的方式维系自治。

我国的法律文件已经规定，大学是一个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内容也在《高等教育法》中有明确规定，可惜的是大多数还没有实现，而且大学争取自主权的动机也逐渐消失了。

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进行的是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当时一批大学校长、学者上书，要求给大学自主权。现在反而缺乏这种体制改革的动力了。因此，办学自主权仍然是大学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基本问题。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这同样也是由大学的内在逻辑、学术使命、社会功能所决定的。为什么要把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呢？为什么当年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 时，要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作为非常重要的价值、作为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奠定下来？因为大学是一个探求真理的机构，是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而探索 真理的前提是自由，由于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真理何在，只有通过自由的学术进行探索。

19世纪德国的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标志着大学从古典大学进入现代大学，奠定了大学学术自由的价值。

学术自由有不同的层面，除了科学研究的自由之外，还有两个自由，即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

教学自由是对于教师的职业而言的。在国外一些大学，教师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对于如何讲一门课、如何组织课堂教学，完全是教师的权力，所以课堂完全取决于教师本人的愿望，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但前苏联比较强调规范化、制度化、统一化，形成了教研室制度。

学术自由对学生而言，就是学习自由，这是一个比较被忽视的概念。这意味着大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专业和学习方式，大学应该允许学生改换专业、调换学科，也应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比如说非全日制的部分时间学习、中断学习保留学籍等。

为什么学生应该有选择的权利？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大学以高深学问为追求，学生没有内在的兴趣去学习，怎么可能产生有价值的创造和发现呢？我们熟悉的大师，无论鲁迅、胡适、郭沫若，都是改换专业以后才取得成就的。所以学习自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中国今天的高校，学生厌学的比例特别高。这些学生由于各种原因选择了不太满意的专业，有的是对专业不了解或者兴趣改变了，所以相当多的学生不喜欢自 己的专业但是又无法改变，从而变得厌学，造成非常大的人才浪费。这几年已经有些大学采取了措施，例如规定学习成绩在前百分之多少的学生，可以改换专业，但 是自由选择专业还没有成为一项制度。

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它要表述的是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需要进行一种学术内行的自主管理。“教授治校”是沿用过去习惯的说法，由于现在大学的功能极大地扩大了，现在通常提“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实质是大学要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而非行政本位或官本位的管理。

近几年这个问题也有了一些变化。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了学院级的教授委员会，实行“教授委员会领导下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目前全国已 经有几十所高校实行了不同性质的教授委员会管理。当然，中国高校要真正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平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通才教育

通才教育，涉及到现代大学的培养目标。

培养通才还是专才，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最著名的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初，在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发生的“通专之争”。由于是战争 时期，教育部要加强抗战人才的培养，要求采取“通专并重”的方针，减少文科学生比例，更多地培养实用人才。这个政策遭到了北大、清华等一批人文学者的强烈 批判，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写了《大学一解》参与讨论。

梅贻琦以《大学》之语作大学精神的新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并认为在大学期间，“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 “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针对政府重实科轻文理科的政策， 即“通专并重”的培养方针，梅贻琦认为是不可行的。他认为：“工科教育于适度的技术化之外，要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我认为是工业化问题中最核心的一 个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而言，需要的不仅是技术人才，而且是组织人才，所谓“工业建设的领袖”，其“重要性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 “真正的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严格的自然科学认识倒是比较次要。”

国外的大学，本科生实行通才教育是一种基本的教育制度。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潘光旦，认为大学教育根本就是“士”的教育——承当社会教化和转移 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朱光潜撰文解释西方大学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理想，认为一种“宽大自由的教育”，其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 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此非谓大学生可不具备专门职业之知识与技能，但以此为未足。理想的大学生应退可为专才，进可为通才，以其所学施之于特殊职 业，固可措置裕如；施之于领导社会，主持政教，亦可迎刃而解，所谓‘宽大自由教育’者其义如此”。

也就是说，虽然大学教育与职业岗位直接相连，但大学的培养目标并非仅仅定位于培养医生、工程师、专家，大学的真正追求在于培养“士”，是能够承担社会责任、转移社会风气的栋梁人才，即培养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

如何判断一个专家是不是“知识分子”，是件很复杂的事情。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作了一个很中肯的评断，“一个能够研究出原子弹的人并不一定是知识分 子；能够在反核宣言上签字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必须有人文主义，人的理性、良知、情感乃至常识的制衡，从中发展出关于科学技术的伦理准则和价值判 断，从而在“能不能够”的技术理性之上，加以“应不应该”的价值判断。这就是知识分子与专家的区别。

我们今天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实，如不愿为教育、文化、环境保护投资，除了有体制、政策等制度性的原因之外，背后还有一个确定的教育原因：我们的许多管理者是在过去几十年缺乏人文内涵的专业教育中培养出来的。

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层都要经历这样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革命家、军事家治国；第二个阶段是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硬专家”治国；第三个阶段是 文科专家，比如法律的、经济的专家治国。要培养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大学教育必须超越狭隘的专业训练，而进行广博的通才教育。近两年，大学课程改革的一个 重要内容就是开设通识课程，北大通过举办“元培班”进行通识教育的尝试；复旦大学做得比较彻底，所有的新生入学后不分专业，先进行通识教育，一年以后再分 专业。这都是很好的尝试。

学生自治

学生自治，这个概念对于很多人也是非常遥远、非常陌生的，但是我们翻一下上世纪30年代的杂志，无论是鲁迅、蔡元培、陶行知还是胡适，常挂在嘴边的 就是这个词；每年的开学典礼，都会讲到学生自治。因为大学和中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中学生是未成年人，大学生已经是公民了，现代大学就是培养现代公民的 地方，培养共和国公民，具有非常强烈的公民教育的价值，如果一个年轻的公民在大学期间没有学会自我管理、没有学会自治，而唯唯诺诺，共和国的公民就无从产 生。“五四”一代教育家、学者毫无例外都是把学生自治作为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国外高校，学生自治的能力和程度是大陆高校难以想象的。香港的大学生参与的议题从特首选举、基本法修改到学校管理等各个方面。比如 近年来，香港中文大学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护校运动”，因为新任校长要推行“国际化”的路线，取消大量中文课程；而香港中文大学的命名和定位就是在香港殖民 地时期英语化的教育中确立中文教学的价值，所以这一决定引起学生强烈的质疑。

另外一次是学校为了盖大楼要砍倒很多大树，有些是不必要的。学生们为此发起护树运动，在树上系了黄丝带，派人日夜看管，取得了实际的成效。事实上到 今天为止，我国大学的学生会、团委干部好像还不是直选，官场化的毛病也为人诟病。1987年上海交通大学实行学生会干部直选，成为一个重大新闻。如果大学 以培养现代社会知识分子为使命，学生在大学期间却没有学会自我管理和社会治理，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缺陷。

关于大学制度的两个概念

关于大学制度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第一个概念，如同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一种普适的制度，并不是只适用于西方国家而 不适用于中国。事实上，这个制度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长期、有效、大面积地实行过，造就了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优秀典范。

第二个概念，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需要推行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教育体制改革。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是以经营创收为中心，这些年来的改革开始重视教 育内在质量的改革，包括课程改革等尝试，但是最重要的体制改革仍然没有成为改革的中心议题。当前中国大学制度建设最主要的问题，仍然如80年代《中共中央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提出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行政化、官场化的弊端，这一弊端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严重的回潮，比较 典型的是2000年前后，以清华、北大为首，国家确定了一批“副部级大学”。2000年，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下达了一个关于事业单位改革和人事制度改 革的纲要，非常明确地提出要淡化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逐渐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但高校却反其道而行之，搞了30多所“副部级大学”，在继续强化行政 化、官场化的弊端。

当年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首先是恢复大学为学术机构的属性，而不是贩卖文凭、博取功名的机构。过了不到百年，这个问题又出现了，一些高校又成为行政化、官本位的学校，这种组织制度跟我们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必须看到，上世纪30年代的北大群星璀璨、人才辈出、大师云集，这种局面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并不是靠急功近利的短期政策能够催化出来的。这个制 度就是现代大学制度。如果一个大学没有建立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样的基本制度和文化，国家花再多的钱，也不可能造就真正的大学，更不要说是世界 一流的大学。这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学一个最大的挑战。当然，今天的大学面临着的还不仅仅是行政化、官场化的压力；由于市场经济的改革，大学又多了一重来自 市场主义、商业化对大学价值的侵蚀。很多重点大学几乎都变成了停车场，名车拥堵、财源广进，经常引起社会舆论的非议。

总而言之，今天的中国教育已经超越了十多年前那种极其贫困、极其短缺的状态，今天我们比以往更有条件去追求一个理想的教育。因此，要奠定一个新的教 育理想、教育哲学，在这个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推进教育制度的改革，只有这样，中国教育才能走上真正健康发展的轨道，中国的大学才能真正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作者9月21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讲座)

来源：科学时报 www.science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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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

裴敏欣

　　■“软实力”的范畴很广，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感召力等，任何国家的“软实力”都像信用一样，蓄积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丧失则很快
　　■中国的文化感召力比日本和前苏联都强。中国的文化价值更加开放，更易被人接受。中国的文化有极强的凝聚力，“中国人”的认同是自然形成的
　　■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问题

　 　当我们探讨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时，我们必须正视中国“软实力”相对落后这一现实。在过去考虑“综合国力”这一概念时，我们很少包括“软 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在衡量中国综合国力时，几乎所有的参数都来自于“硬实力”，如经济规模、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等。有专家认为，按纯的“硬实力”指 标，中国的综合国力可能仅次于美国，但如果把所谓的“软实力”也考虑进去，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差距就显得更大了。
　　“软实力”的概念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按照奈的观点，“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在国际政治中，如果“硬实力”是强迫其他国家就范的必要工具的话，那么“软实力”就是一种吸引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盟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
　 　具体来说，“软实力”的范畴很广，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化）的感召力、在国际政治中的结盟能力、利用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 等。很明显，“软实力”需要一定的“硬实力”作为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经济落后和缺乏国际地位的国家会拥有可观的“软实力”。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 印度。虽然印度人很聪明，但印度综合“硬实力”不强一直使其国际影响受到限制。从“软实力”的角度看，印度的文化和民主都应该是帮它“加分”的因素，但由 于缺乏足够的“硬实力”，可以说印度没有多少实质上能影响国际政治的“软实力”。
　　“软硬失衡”会造成国家的影响力下降
　　对“硬实 力”很强的国家来说，如果“软实力”跟不上，它们的国际影响亦要被大打折扣。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硬软实力不平衡”的典型。当时日本的“硬实 力”（除军事之外）几乎可以和美国媲美。但是，尽管当时日本在许多行业（像汽车、钢铁、半导体等）都领先于美国，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没有相应的地位和影响。 更具体地说，日本没有政治价值上的感召力。日本的通俗文化无法和美国竞争。日本社会的自我封闭及排外的特征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质相比较，就显得毫无吸引 力。在国际的政治社会中，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有很沉重的历史包袱，再加上对二战历史的“赖账”，日本没有国际道德权威来施展其影响。美日军事同盟又使 日本丧失了极大的外交主动权，因此东京的国际影响力只能靠“经援外交”来支撑。这种仅靠金钱来维持的国际影响力是不能长久的。果然，当日本在20世纪90 年代经济停滞不前时，它不得不削减“经援外交”，东京的国际影响力也因此而下降。
　　和“硬实力”一样，“软实力”也会因政策失误而受损害。在布 什领导下的美国是一个典型。不言而喻，美国一直是一个“软硬实力”相对平衡的超级大国，因此它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无比的影响力。但是，在小布什入主白宫后， 他采用的外交政策过分强调了美国的“硬实力”。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单边主义和强硬路线。用中国成语来说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对伊拉克开战的决 策过程中，这种“硬思维”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现在看来，布什的政策不仅在近中期内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对美国的“软实 力”也带来了无法估量的长期负面影响。任何国家的“软实力”都像信用一样，蓄积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丧失则很快。如果我们用这一角度来看布什在伊拉克战 争上所犯的战略错误，不难体会到他的所有政策和举动，从越过联合国安理会，夸大萨达姆政权的威胁，到对反战国家的报复，都重创了美国自己的“软实力”。美 国因此国际声望大跌，无法组织一个有效的国际同盟来稳定和重建伊拉克，只能独自挑大梁，自尝苦果。
　　中国有相当的“软实力”条件
　　上述这些对“软实力”因素的概念和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的讨论旨在引起我们对中国自身创造和积累“软实力”的重视。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综合国力中“软硬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
　 　当然，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及前苏联相比，中国的“软实力”可能相对强一点。首先，中国的文化感召力要比日本和前苏联都强。和日本相比，中国的文化价 值更加开放，更易被人接受。对内，中国的文化有极强的凝聚力，这和纯靠官僚机器控制的前苏联很不一样。在前苏联，“苏联人”是一个人工创造的概念；在中 国，“中国人”的认同则是自然形成的。
　　另外，中国“软实力”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遍布全球的华人网络。在目前中国的转型和发展中，这一网络起了巨大的经济作用。但是，由于海外华人仍受各种歧视和缺乏同他们经济能力相对称的政治地位，这一网络的政治影响力极为有限。
　 　最后，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已经开始利用逐渐增长的“硬实力”（主要是经济实力）获取“软实力”。这在推动东亚经济整合过程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正是由于 中国利用自己的实力，主动外交出击，和东南亚各国签定自由贸易协议，大大改善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形象和增加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在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处理过程 中起的积极作用亦是展现和积累“软实力”的一例。
　　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软实力”尚待建设
　　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的“软实力”比较薄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其“软实力”的主要资源，但中国仍需要充实并完善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和感召力，来平衡西方社会的以“自由民主”为核心 的价值体系。显然，这一事实和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现实密切相关。但没有这种现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对内的凝聚力势必受到影响，对外则很难占领所谓“道德制 高点”。没有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政治价值体系，在国际上很难得到全面的正尊重。其他国家只是根据他们是否可以在经济、安全和外交上得到好处来决定他们的对华 政策，而不是出于他们对中国政治价值的认同。
　　第二，中国体制内的官僚主义现象是限制中国发挥“软实力”的重要障碍。尽管干部的年轻化和专业化 已大大改善了中国的行政体制，但中国缺乏体制内活力的病灶并未根除。这从信息不畅、决策缓慢、“扯皮”无休止这一系列症状中可以看出。由于官僚主义的核心 问题是推卸责任和低效率，这一问题严重的国家不可能获得和发挥“软实力”。根据作者本人对美国的长期观察，美国最大的特征是其惊人的社会和经济活力。这并 不是说美国政府内官僚主义不严重，而是说，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实施“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国策，因此社会本身的活力弥补了政府官僚主义的缺陷。 对中国来说，如果要提高软实力，必须进一步实行社会开放的政策。
　　最后，中国缺乏自己的创新体制。从科技到大众文化，中国仍主要是实行“拿来主 义”。当然“拿来主义”对一个经济刚起飞的国家来说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在“全球化”的时代，“拿来主义”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仔细分析观察中国自身的总 体创新能力和机制，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创新能力和机制的滞后又可归结到其他体制因素，如人才管理、资本市场、高等教育体制等。
　 　总之，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高储蓄率、大量的外商投资、足够的技术转让，以及合理的经济政 策都会提高中国的“硬实力”。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如体制、观念等方面的改革等。从日本和前苏联的教训来看，不进行这 样的改革，“硬”“软”不平衡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对中国来说，要正成为世界大国，“软实力”则将是必不可少的资源。▲（作者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中国部主任。）


《环球时报》 (2004年04月16日 第十五版)

软实力与硬实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阮宗泽

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时，通常将之分为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或硬实力与软实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就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 两种形态。硬实力（HARD 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 （SOFT POWER）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相比之下，硬实力较易理解，而软实力就复杂一些。约瑟夫·奈 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

美国学者克莱因在20世 纪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 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英国著名学者罗 伯特·库伯则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综上所述，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 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 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 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综合国力的竞争和博弈将决定一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排序。由于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增，世界主要大国在注重硬件的建设之时，也十分重视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各种软实力间既相互竞争较量，又相互诱导吸引、融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这就是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的例子。早在170年前，法 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 服。2003年是美国硬实力展示最充分的一年。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的主导下，企图依靠超强的硬实力，通过“先发制人”等强力手段，重塑世界秩序，却使美国 的软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侵蚀，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都觉得美国“越来越陌生”。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的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所说的，美利坚人“占优 势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

软实力建设:大国复兴的必由之路

胡键

一个大国不仅需要雄厚的硬实力作后盾，而且还需要拥有强大的软实力。中国选择的是和平发展的全新之路，这就意味着，在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也要不断提 高软实力，使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保持平衡、协调发展。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走的是一条追赶式的发展之路，因而不可避免地一度陷入对 GDP的崇拜之中。事实证明，这种追赶式的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也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指出，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提高硬实力发展的质量，必须以提高软实力为先决条件。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仅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且党的十七大 报告中更明确指出，要不断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甚至完全可以说，只有文化的复兴，才能真正体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复兴。
　　
　　文化资源大国今日如何？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主要是着力发展硬力量。这是由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当时的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如果按 照世界银行人均美天消费不到1美元就算绝对贫困为标准，中国的赤贫人口数在1981年是6.34亿，到2001年减少到2.1亿。即使按照中国年收入低于 637人民币的标准来计算贫困人口，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统计，1978年，中国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也有2.5亿人。在当时的情形下，中国没有资格来谈 软实力建设，不得不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来抓。但是，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后，中国硬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得到空前提升。在这种经济基础之 上，中国已经到了不能不谈建设软实力的时候了。这是因为，硬实力仅仅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物质条件，并不是现代化本身，而软实力才是人的素质的核心，是体现 以人为本的国力要素构成。当硬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硬实力对国家的发展就不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时，在国家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将是社会的和谐、制度的完 善、文化的发展等软实力。也就是说，当硬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软实力将是决定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无疑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源 远流长、底蕴深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也同样滋润了世界其他民族，也是世界其他民族的精神养料。但是，文化资源大国 并不天然就是文化软实力大国。资源要成为实力，还需要有一个转化过程和国家的转化能力。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缺乏的恰恰就是把资源变成实力的能力。这其中 的原因是多方方面的。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中国自晚清以来毕竟经历了长时间的封闭。封闭使中国对外部世界了解甚少，当西方列强经过文 艺复兴、工业革命之后走上富强之路时，泱泱大国还沉睡在“中央大国”的美梦之中。即使在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也如隔雾看花，对西方 文明的认识朦胧中仍带有不屑一顾之感。新中国建国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家同样因种种原因而处于封闭之中。结果，中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而且国内政治运 动也导致国家的能力建设长期被忽视。

　　从民族心理来看，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既是民族的精神宝库，但弄不好也会成为民族的精神包袱。而恰 恰在这一方面，中华民族面对着巨大文化资源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文化夜郎主义心理，既不思上进、不善于创新，也唯我独尊，不愿成为“拿来主义”者，而永远做 一个“送去主义”者。就像古丝绸筑路一样，驼峰马鞍永远把一个个东方古老的传说从东方载到西方，并在西方播撒东方文明的种子。后来，当西方列强强行“送 来”之时，欧风美雨也没有把中国社会的腐朽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夜郎主义洗刷一新，相反，在欧风美雨的涤荡之下，文化夜郎主义变态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对外部 文化的严重拒斥。

　　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的合力作用，其结果是是中国软实力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文化资源大国却是文化软实力小国，这宛如一个虚肥的膀子加上严重缺钙。
　　
　　软实力大国如何可能？
　　
　 　当前，有不少西方学者对中国软实力评价比较高，认为中国软实力资源非常丰富，3000多年来，中国的耀眼光芒吸引着商人、使节、学者和教徒纷纷前来寻求 财富、权力、教诲和灵感，改革开放更进一步激发了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文化向其领国乃至整个世界展开一场“魅力攻势”，甚或者说是 向世界打出了一张非常重要的“软实力牌”。美国学者乔舒亚?柯兰奇克在最近出版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一书中，更是系统地梳理 了中国软实力如何在亚洲及整个世界崛起的历程及其影响。但是，中国自己应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被西方学者“捧杀”。实际上，冷静地看，当今中国软实力仍然 呈现出量小质低的特点。很显然，尽管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在世界文化贸易中，中国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贸易赤字”。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竞争力处于较弱 较低的态势。同样，中国教育是一个教育资源大国，但也是教育弱国，在教育贸易中，中国每年也存在着高达20亿美元的教育逆差。仅此就足以表明，中国软实力 的严重缺陷。

　　那么，中国能否成为软实力大国呢？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当前中国成为软实力大国已经拥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经济实 力大大增强，从经济总量来看，按照现行市场汇率计算，中国GDP总量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 （PP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2006年首次超过20万亿人民币，列美国和欧盟之后，居世界第三位。数据表明中国至少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这就为建设中国 软实力把中国建设成为软实力大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其次，建设中国强大的软实力恰逢时机。和平发展是世界的主旋律，在这种时代条 件下，尽管世界仍然不稳定，国际热点还存在、局部地区的战争也时有发生，但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非军事领域的竞争，而主要是集中在创新能力上的竞争。一国 的创新能力必须依赖于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的发展。因此，中国完全能够抓住这次机会，通过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又善于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来达到 增强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再次，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推行了积极的文化发展政策和具体的措施，为增强国家软实力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设施建设，不断加大投入，建设各类文化设施。全国共完成基建投资153.7亿元，比上一个五年增加了 49.5亿元，增长47.5%，年均增长10.8%。全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中型文化设施建设项目显著增加。其中，国家重点文化设施建 设项目总建筑面积62.18万平方米，概算总投资90.71亿元，已完成投资47.69亿元。全国一大批文化设施纷纷上马建设，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设 施建设新的高潮。自“十五”以来，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开始了与外国互设文化中心的工作，海外文化设施建设速度明显加快。目前，我国已与10多个国家签订了 互设文化中心的备忘录或确定了意向，并陆续建设了埃及、马耳他、韩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中国文化中心，已建成或正在建设的海外文化设施包括法国巴黎中国 文化中心、柏林中国文化中心、韩国中国文化中心、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等10个，总建筑面积达近4万平方米，总投资超过8亿元。十 七大再次强调，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必须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这就是说，发展中国软实力迎来了新的 更好的机遇。
　　
　　软实力建设何以任重道远？
　　
　　但是，应该看到，中国要成为软实力大国不能一蹴而就，软实力建设任重道远。这既有中国内部诸因素的制约，也有外部力量的制衡。

　 　从中国内部来看，一是制度创新特别是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严重不足。制度创新本身就是软实力发展的重要内容，而文化发展则直接需要制度创新，以解放文化生 产力。文化的发展更依赖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制度创新必须确保文化产业发展要实现从知识资源向知识资本转化，从GDP增长向生活质量的转变，从经济强 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型。然而，这些转化、转变和转型都与中国社会整体转型一样，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二是中国内部社会结构的失衡导致文化资源分布不平 衡。社会结构失衡集中表现为利益结构失衡，经济利益上的两极分化现象比较明显；同时，又由于制度建设和文化观念等软实力要素的不足，使一小部分人群过多地 掌握了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并进而过多地占据了软实力资源。如果改革发展总体效益包括软实力效益的共享程度下降，可能导致社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削弱。而 平衡这种社会结构也需要进行长期努力。三是民主政治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民主政治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政治权力不仅仍然或多或少地参与经济利益分 配，而且同样也参与文化资源的分配，这就使得原本就不平衡的文化资源分布格局在权力的干预下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加深。而同样的理由，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一个漫 长且渐进的过程。

　　从外部因素来看，一是西方大国因对中国存在着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不仅认为中国硬实力的崛起会陷入历史上西方大国崛 起的“周期率”，会对既有大国构成挑战和威胁，而且也认为中国加强软实力建设也是为了挑战既有大国的目的，因而必然要威胁世界的稳定。二是由于这种意识形 态的偏见，西方大国对中国无疑存在着严重的“信任赤字”。在信任不足的前提下，无论中国对外宣称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中国在世界各地所从事的关于中国文化 的各种推广活动，都被渲染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三是由于前面两种原因而导致西方大国强烈要求中国在国际上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并进而提 出所谓的“中国责任论”。尽管这种提法对中国的认知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与历史相比也有很大的进步，但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也毫不否认，西方提出的“中国责任 论”，往往是根据西方大国的利益来定位“中国责任”的。其目的不仅是要掌控中国的崛起，更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包括中国硬实力的崛起和软实力的崛起。也就 是说，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面对的复杂矛盾，也决定了中国软实力建设之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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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民族主义

动力还是羁绊

赵国辉


二战后期，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不仅为盟国战胜日本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也推动了世界的日本论研究，此后该研究成为一门显学。仅日本人 本身就有不菲的成果，中国人与此相关的论著也可谓汗牛充栋，当代的著述更是不胜枚举，但肯尼斯·韩歇尔的《日本小史》仍然以独特的风格展示了自己的魅力。 作为一篇大众读物，作者清晰简捷地勾勒出日本历史的轮廓。在时间上，纵横日本民族整个发展历史，是一部较完整的日本通史；在内容上，全面叙述日本社会各方 面的发展，并将价值观与传统文化模式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加以归纳和综述，又是一部跨学科的学术著作。作者鲜明的日本观淋漓尽致地融入著作中，对贯穿日本历史 与现实的民族主义剖析尤为深刻，颇具说服力，读来令人信服。

所谓民族主义是对本共同体的认同以及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行为。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对内宣扬本民族文化优越、 对外推行侵略扩张的民族主义成为工业化国家执政者的有力招牌。近代日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韩歇尔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明治新政权成立后，在有选择地 吸收西方文明的同时，开始有计划地在国民中间培养忠君思想和民族意识，试图将近代爱国主义与传统的价值观念结合起来。凭借《军人敕语》和《教育敕语》中 “以天皇与国家为中心的教化”，强制性地将其灌输到普通民众的思想中，使大多数日本人在牺牲自我利益的基础上支持政府的现代化政策，从而使日本在近代成为 唯一 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东方国家。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政策也产生了民族扩张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日本人彻底相信他们自己作为优秀种族的命运”，成为他们对外扩 张的主要动机。而且此种动机被教化理念所加强，那便是“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亚洲的泛亚洲主义”。于是“军方愈来愈急于要证明日本的优秀。在海外，他们 故意尝试挑衅事件，而取得了一些成功”。日本人愈发感到“日本精神的优越性”。但是后来的情况却使日本失去了傲慢，野心最终也被粉碎，承受了侵略战争的最 严厉惩罚。

二战后不久，日本从灰烬中复活，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随着内外形势的变迁，日本社会又滋长了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浪潮，对日本的社会走向与对外关系产 生重大影响。作者对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演变及其危害，也作了深入的剖析与批评。战后初期，美国“基于解除军备与民主化的双重目标，占领日本主要是建设性 的”，只是解散对战争有过贡献的不当人物，消除导致战争的隐患，对于日本的经济采取了积极的支持政策，并使天皇在“民主化的政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此 种种，为日本的重新崛起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与经济前提。当时的日本政府，充分利用占领当局的经济政策，并与“政府指导经济的传统结合起来，经济表现进一步受 到传统态度的帮助”，日本经济持续20年实现了高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70年代的石油危机并未能阻挡日本经济成长的 脚步，此种态势持续到80年代末。日本从“稻田”一跃成为列强，又从“灰烬”变成经济强权，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成绩，着实令人惊讶、好奇，西方人也 多次使用“奇迹”来称赞日本。但不幸的是，“日本的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导致许多日本人的傲慢”。一系列傲慢的行为，使日本当权派成为“西方人、亚洲人 及本国民众之中许多人愤慨的对象”。

“太平洋战争从军事角度打击日本人的优越感，而泡沫及随之而来的景气衰退现在从经济角度发挥了同样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遭受了经济崩溃 的打击，“日本人论傲慢的许多支柱也随之倒塌”。虽然战后日本成为了经济强权，但是“人民的生活条件往往是第三世界的”，经济衰退导致了一系列国内社会问 题，民众的怒气逐渐被焦虑所取代，民族主义情绪不断蔓延。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歪曲近现代历史，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皇国史观沉渣再次泛起、排外言论盛 行，抛弃和平宪法重做军事大国等声音甚嚣尘上。尽管战后日本实施的是象征天皇制，但民族主义者又扛起了天皇这面大旗，用以作为凝聚日本民众心理的工具。对 青少年影响极大的历史教科书开始粉饰侵略战争罪行，误导社会对历史的认识，使日本出现了历史认识的巨大倒退，受到因日本侵略而蒙受过巨大牺牲和灾难的中国 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严厉批评。小泉担任首相以来，为了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再三参拜靖国神社，给日本与近邻各国的友好关系带来恶劣影响，造成近邻各国的强 烈不安和疑虑。日本的政治自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兴起之后又一次强调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并且重新武装自己以对付所谓亚洲出现新的力量均势的现实。

众所周知，学界对日本民族主义的关注并不鲜见，但将此主体的讨论追溯至日本民族的诞生，实在是凤毛麟角。诚然，日本民族主义诞生并成长于近现代，但 是自大与独尊等优越的民族情结，自日本民族诞生之日起便流淌在其生命中。该书作者并未停留在对近现代日本民族主义的一般分析与讨论上，还是从历史发展的轨 迹中追寻日本民族主义的源流，从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考察日本民族性格的演变过程。因此避免了就事论事，缺乏深度的通病，给读者展现了全面的思考空 间。日本民族起源问题至今尚有诸多未解之谜，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将日本的起源描绘成“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声称是神的后裔”的美丽神话传说。 日本一直未对其进行科学考证，反倒将其作为日本优越于其他民族、引以自豪的传统加以大肆推崇。武士社会时代，日本的贵族文化达到鼎盛阶段，外来的文化不断 被和风化，并且逐渐成为日本文化的代表，并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进入德川时代，虽然儒学思想成为官学主流，但并未对日本整体文化进行理性提升。后期的复古 国学反而排除儒学的影响，重新将神道与天皇结合起来，特别是面对外来冲击的时刻，以天皇与神道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应运而生。

正是日本主要传统价值之一的务实特点，造成日本历史上“成就往往是因为借着日本对形势的反应而产生的”。因为这种传统具有直接性和高度敏感性，能够 及时对不同现实作出相应的及时反应，所以，日本人能够“帮助自己制造运气、利用好运、摆脱逆境”，创造出令世人咂舌的奇迹。但是日本人的优点如果被一味地 放大，并被狭隘的民族利益所利用的话，便会成为民族进步的羁绊，甚至葬送民族的一切。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不仅让亚洲邻国蒙受深重的灾难，亦给日本带来了灭 顶之灾。战后的民族主义又死灰复燃，目前已然出现不少国内与国际问题，引起人们的警觉和焦虑。所以韩歇尔最后为日本的民族传统开出了一剂良方，即欲使其真 正成为民族前进的动力，减少发展道路上的挫折，并进而为整个人类社会进步服务，需要日本“勇敢地面对过去的行为”，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使自己向“与当今 时代一致的‘生活方式超级强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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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谜

　　《日本小史: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的崛起》,(英)肯尼斯·韩歇尔著,李忠晋、马昕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6月版。

　 　英国学者肯尼斯·韩歇尔的《日本小史》初版于1999年，2004年增订再版。该书2007年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在中国翻译出版。《日本小史》全书结构 紧凑，内容活泼生动，可读性强。编排上也很有特点，比如每章最后都有“综述”，对于作者认为最关键的要点，有表格和提示。从很多方面看，这本书都是最近出 版的有关日本的图书中比较具有可读性的一本。

　　作者在该书自序中强调，这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叙述日本的故事。这些故事必须从头说起，必 须用平衡的、全面的方式叙述，不可造成混乱；必须以一种方法让日本史可以为人所理解，但又不至于简率或肤浅”。上述写作宗旨是贯穿全书的。《日本小史》一 书从石器时代开始说起，古代、中世、近世（德川时代）、明治时期、太平洋战争（昭和前期），直到战后复兴，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各设一章。这种历史分期方 法，基本延续使用了日本学者的传统框架。这一框架，或许就是作者主张的“平衡”、“全面”的叙述方式。《日本小史》和一般单纯叙述日本历史的高堂讲章式著 作有很明显的区别，“以一种方法让日本史可以为人所理解”，这才是这本书有别于他人的出彩处。

　　以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让日本史可 以为人所理解？从方法论上讲，韩歇尔是以史为砖瓦、以文化类型学分析为梁柱，结构起自己的这部著作。作者宣称，这本书力图超越通常历史教科书太多的细节， 而致力寻觅日本历史的整体。我们知道，历史叙述永远是由一系列细节构成的。所以作者真正要做的，是找到贯穿一条日本漫长历史的叙述线索，以及按照怎样的内 在逻辑来剪裁掉一些历史细节，保留下另一些历史细节。

　　通览全书可以看出来，韩歇尔的叙事线索和内在逻辑，分明与一个重要问题连在一起 的。这问题就是“日本如何成为经济大国”？这是本书的核心，也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惑欧美人的问题。从本书篇幅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兴奋点之所在。从石器时 代到江户幕府，古代日本的历史所占篇幅只有区区93页，而明治维新后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页数却是前者的两倍之上。实际上，韩歇尔为全书所设定的真实任 务，就是想从历史的角度给“日本如何成为经济大国”这个问题，找出一个标准答案：西方人不止一次应用“奇迹”这个词来描写日本在近代历史上的成就。它被用 来描写明治时代的成就，日本在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从一个偏僻、孤立的稻田之地发展成列强。仅仅几十年后，它再度被用来描写日本从战败的灰烬中，甚至于更 迅速地崛起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依某种度量方法）与一个巨大的经济强权（依任何度量方法）。

　　但真正的奇迹没有逻辑的解释，日本的成 就有逻辑的解释。纯粹的机遇当然扮演了其角色，但日本的成就往往是因为借着日本对形势的反应而产生的。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日本帮助自己制造运气，利用 好运，摆脱逆境。一般来说，日本对形势反应的模式基于其历史上的根深蒂固的价值与做法。

　　在韩歇尔看来，日本的成就是形势本身与日本对 形势的反应所造成的结果，一种基于根深蒂固的价值与习俗的反应类型。如果说小泉八云时代的《神国日本》满足了当时欧美人对日本的各种东方式怪谈的好奇，本 尼迪克特时代的《菊与刀》满足了二战时期美国人期望了解自己所面临的可怕对手、满足了他们了解对方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的需要，那么《日本小史》则立意于从历 史研究者的立场出发，为日本人的成功在历史中寻找一个古今贯通的模式或类型。在这一意义上，韩歇尔确实有和本尼迪克特接近的地方。他们都直面自己时代日本 研究最大的课题，使用的方法论也有相通之处。

　　但是，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文化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在历史性展开中的局限性，在本书也表现得极为鲜明。“根深蒂固的价值与习俗的反应类型”，是韩歇尔这本书中的核心概念。这个核心概念是如何构筑的呢？

　 　我们不妨沿着第一章《从石器时代至建国》中关于上古神话的叙述，来追溯一下作者的逻辑线索如何获得展开。该章简述了上古日本丰富的神话后，在章后给出结 论：“日本神话的独特之处是避免作出善恶的道德判断，某些行为被责备、惩罚，但没有道德说教。……神与他们的尘世的后代在道德水平上没有区别。行为依据情 况被接受或否定，不是依据任何明显的普遍原则，这正是当今日本许多评论家评论行为的模式。这样的行为显然源远流长。”我们知道有关上古日本神话中避免作出 善恶道德判断的结论，并非是韩歇尔的发明，它早就存在于本居宣长等日本国学派学者的神话解释系统中。他们认为，日本人本来拥有的是善恶相对化的观念，《义 经传》、《忠臣藏》中常见的善恶二元的思考方法，并非源于日本文化自身，而是受到“儒道”毒害后的结果。韩歇尔的特点，在于他把这一结论直接和今天日本人 的行为模式类型化地结合在一起。在第一章结束全章的综述中，他这样写道：世界最长久的皇室家系——大和皇室家系的建立，在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延续不断的成 分，直到今日。某些政策与偏好，诸如向他人学习以加强自己实力的欲望、避免作出善恶的判断，也对今日日本人的行为有重大影响。

　　上古神话与现代日本社会就这样“整体性”地结合到一起。不用说，这里所描述的相对化的“善恶感”，当然就是作者挖掘的“根深蒂固的价值与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是韩歇尔直接如此接受江户以来的“日本特殊论”对于上古神话的解释，明显有欠妥当。因为即便我们退一步，对于这种叙述中明显存在的简单化倾向不做任 何批判，并假定上述对于日本上古神话的解读是全面的，完全可信的，但我们还要面对这一解读带来的另一个难点：和日本神话的“善恶相对化”相比，进入有文字 的历史的漫长时间段一直普遍流行于日本社会的善恶二元变得分明的“儒道之毒害”，是否就对于今天的日本没有留下重大的影响？它们在历史演进的诸多环节中， 是否从来没有发挥重要的影响？很明显，如果没有任何影响，日本人思维发展的历史中，在上古神话思维和今天的经济发展之间，将会出现巨大的思维发展空洞。而 如果有影响，那么它们就同样与今天的经济发展相连，那么我们是否同样应当给予重视、应当在叙述中给予适当的篇幅？由简单化带来的偏废和不周延，我想是采用 文化类型学解读历史时经常要面对的困境，也是作者今后应当加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战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复兴，为世界各国的日本研究者留下 了一个日本之谜，它吸引了很多学者的研究热情。韩歇尔很希望自己能为这个问题找到逻辑的解释，而这一解释与战后日本的复兴，与日本对形势的反应方式、与日 本人的价值观、与日本人的学习精神、与日本人的历史文化积累等许多重要因素都密切相关。要彻底说清楚这个谜当然不是一本书能够完成的任务。所以尽管韩歇尔 的分析有简单化倾向，显得有几分过于急切，但这部综合使用了历史学与文化类型学方法的著作，依旧为我们了解异域日本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有意味的文 本。（南方都市报）

环球时报：忍耐造就日本崛起

　作者：刘迪

　　一个民族在崛起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如何化解内部的问题和外部的压力，是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看看我们的邻居日本，也许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在崛起的过程中，日本承受的国际压力也不算小。 但日本总能将“外压”作为改变自己的动力。本来，日本并非如外界想像的那样，喜欢接受外来的东西。因为，国家内部存在根深蒂固的文化保守主义，不会轻易改 变自己。但是，这个民族总是巧妙利用“外压”，实现了社会结构的大幅变革。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以及战败和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都以高效的组织实现了社会 深刻而巨大的变革。

　　日本人善于利用外部压力与刺激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各国宣布停止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提 供原油，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从1972年的每桶2.6美元一直飙升至1974年的11.5美元。1973年11月16日，日本内阁做出《石油紧急对 策纲要》决议，要求全国降低石油电力消费的10%。该决议要求高速公路高速行驶“自肃”、加油站公休日“自肃”，此外还要求关闭霓虹灯、缩短红灯区营业时 间等。至今，日本电视还常播放那个时期的纪录片，日本的官员与工薪族都气喘吁吁爬楼梯，而霓虹灯与政府大楼的照明逐渐晦暗乃至消失。当时日本政府测算，只 要贯彻这些规定，日本可以节约25%的石油消费。对此，一个美国人感叹说，“日本的集团效率令人惊叹，不过这太可怕了。政府一声令下，全国竟能一天之内节 约25%的石油！”

　　为了应付石油危机带来的原材料、人工成本上升，当时日本社会推行“减量经营”法，企业大量裁员、员工无薪加班，而工会组织竟与企业当局“共赴国 难”，日本出现“官民一致、劳资协调”的状况。这是国民的巨大忍耐。石油危机促使全日本向能源节约型社会转变。此后，日本钢铁业普及了连续铸钢法，大量节 省了能源。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川崎制铁一家工厂能源的20%来自重油，而1978年降至13%，1983年更降至2%。

　　外国人最为惊奇的是，日本社会有惊人的“消化”压力的能力。刚到日本时，我常在盒饭中看到几根面条。当时我很不解，为什么米饭中还要加面条，后 来日本人告诉我说，那是为消化美国对日输出的面粉不得已的办法。我们知道，二战之前，日本基本是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二战后，美国曾一度给日本提供小麦作 为援助。此后，为了推销美国小麦，美国向日本施压。为了化解美国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采取了两个方法。一方面，为中小学“给食”提供面包、面条等，这为美 国小麦培养了预备军。另一方面，派出大批饮食专家，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面食烹饪方法。

　　经济的辉煌与政治的忍耐成正比。战后60余年，美国驻军从未离开过日本。很多日本人说，“日本不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因此，国家的外交政策空间 极为有限。在这种外部环境下，日本政府与国民表现了巨大的忍耐。我们看到，两次海湾战争以及阿富汗反恐，日本或者出钱或者出人。大批美国驻军，不论吃喝住 行，都要日本供给。这些年，日本人总在悄悄抱怨，“日本简直是美国的提款机”。但是，抱怨归抱怨，“忍从”精神维护了这些年来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

　　日本人的一生，仿佛都在极度忍耐中度过。唯有那狭小的居酒屋，人才能获得一瞬喘息与解放。这些年，中国国内很多城市的房子越盖越大，耗费土地建 材和能源。反观日本，“小是美好的”观念仍然有效。东京这种巨大都市，多数家庭住宅为50至80平方米。在日本，不论其住房大小远近，住房价格平均为工薪 族年薪的5倍。住宅虽然较小，但设计思想丰富，空间得到最大利用。

　　不仅是居住条件，在饮食上，日本人的克制也同样让人佩服。历史上，日本下级武士的食物常常仅是一碗米饭加一粒酸梅。一个叫小林爱雄的日本人，曾 访问过南京。1908年除夕，他受到南京当地政府的招待，后来他在《中国印象记》中说，他永远难忘那席盛宴。的确，今天日本人的餐桌，菜肴美酒来自全球， 既有挪威的金枪鱼、中国的鳗鱼，也有法国的葡萄酒，澳大利亚的牛排。但是，一个日本人告诉我，这种丰盛的景象是上世纪80年代后才呈现的。不过至今，日本 人的饮食仍然素朴，少见中国宴会餐桌上的那种奢华。日本人喝酒就是喝酒，那些下酒菜，仅是点缀。要想吃饱，你得回家路上自己吃碗拉面，或到家之后吃妻子留 下的剩饭。

　　在日本，“工作神圣”、“学习神圣”不只是口号。和朋友喝酒时，只要你说自己第二天上班上学，保准立即没人再劝酒。对劳动的尊重，消灭了投机 性。很少有年轻人想要一夜暴富。学习正在全民化、终身化，大学开设很多成人讲座，面向工薪族或老人。而很多工薪族都利用休息时间进修，很可能他们并非为了 资格，而仅是兴趣。很多人都不富裕，但是，他们都省吃俭用，将部分收入用于学习。全日本的人都把自己家的垃圾分类放置，把鲜肉包装泡沫盒清洗干净后再扔， 这能造福天空与大地，但需要忍耐。不论日本的蓝天还是清流，不论稳定的社会秩序与稳定的保障制度，均是建立在全体国民小心维护与巨大忍耐之上的。

　　日本人对马拉松运动情有独钟，与他们高度评价人的毅力品质有关。他们欣赏那种笑到最后的冠军，也欣赏那种咬牙拼命的精神。整个国家、整个日本民族都在忍耐。他们忍耐生活的单调平凡、忍耐技术开发中的孤独，这也奠定了日本在世界上科技大国的地位。

　　今后的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不会减少，发展中将持续面临资源和环境的瓶颈，人口还要缓慢增长，而土地供应则不会增加。怎样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日本人的忍耐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借鉴。▲(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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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国穷

　兰德斯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本人更乐意把自己归为历史学者。他用渊博的知识构建了《国富国穷》宏大的架构，这使这本书读起来与其说是经济学著作，倒不如说本历史学著作。

　 　兰德斯探讨的是各国不同经济发展状况的原因，却又不局限于经济因素，而是从地理、科技、哲学、宗教、国际政治、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来分析。本来，人类社 会的各个方面就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没有哪个方面可以孤立发展，一个国家能成为它今天的样子，必定是受到了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对经济起作用的因素——地理、科技、哲学、宗教、国际政治、文化传统，作者都一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其中最先提到也是贯穿始终、影响 了其他所有因素的就是地理。因为人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意识，不管是否注意到，不管是否承认，都渗透了地理的影响。

　 　兰德斯挑破了一个听起来不太愉快的真理：大自然是不平等的！地球上的人们并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竞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难以消除的。地球上每个地方的 地理环境都不一样——气候、降水、植被、地形……各地生活难易程度不同，导致了各国发展形态的不同。仔细看一下世界地图，在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几乎都是贫 困国家，而发达国家大部分位于温带，尤其是北半球的温带。且不说天气过于炎热会导致懒惰和效率低下，不适于生产的发展，在热带地区，单是能生活下来就是奇 迹。虽然严寒和酷热都不适宜人类生存，但炎热尤甚。因为爱斯基摩人可以用皮毛把自己裹了一层又一层，而非洲人大概连自己本身那层皮都觉得太妨碍散热而不想 要了——却不得不要。而且寒冷大大减少了病菌，而炎热会导致各种细菌和寄生虫的繁殖，这在医学还不发达的年代无疑是致命的。

　　比气温更 重要的是水源，四大文明古国莫不是仰仗着大河的灌溉而兴旺发达起来的。农业发展得好，人们生活水平就相对高一些，经济、文化、各方面都繁荣起来，处于世界 领先的地位。欧洲气温虽然适宜，降水也均衡，但种植业发展却晚了一步。这是因为欧洲有大片阔叶森林，可以为人们提供各种坚果和浆果。而且欧洲很多地方，比 起种植粮食来，更适于草的生长——于是畜牧业发达了起来。欧洲人可以不必过于依赖粮食和蔬菜，而是用肉类、乳类和果类来养活自己。当欧洲开始发展种植业的 时候，畜牧业也帮了不少忙。因此欧洲种植业不发展则已，一发展便已经有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的意思。

　　交通是否便利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便 利的交通意味着不同地区之间的人们可以互通有无，互相交换自己的产品以及知识和技术。商业发达后，人们能更加专注于生产自己拿手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与他 国的不断交流使人们意识到，这个世界远比自己生活的一小块区域广阔，使得他们不会过于妄自尊大。人们不断从别人那里接受到新东西，就会养成乐于接受——至 少是不会一味拒绝——新事物的好习惯，这对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欧洲诸国来说，水路的便利似乎比陆路的畅通更加重要。当不满足于自己周围的那块小天地 之后，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借着身处海边、航海业较为发达的便利条件，穿过大洋开始了征服世界的旅程。

　　而与欧洲同样是大自然 宠儿的中国，却在中途停下了发展脚步，被世界抛得越来越远。为什么会这样，西方学者们相当感兴趣：这个能生产精美无比的丝绸与瓷器，有着各种精巧发明的梦 中神奇的国家，为什么在终于可以亲眼去看一看的时候，却已经变得如此令人失望？兰德斯也不例外，他用了专门的一章来分析中国衰落的原因。

　 　中国是个相当早熟的国家，发展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各种发明层出不穷，文化成就也令人叹为观止。然而过于早熟却阻碍了其之后的发展。因为比邻国强大 很多，所以总是有很强的优越感、不思进取、难于接受创新。因此，中国虽然很早就有了各种可以称为先驱的发明，但之后就再也没有后续发展，也没有从中诞生科 学和技术。比如，中国早早的发明了火药，却没有进一步造出各种武器，是因为与邻国作战时根本就用不着。

　　中国与当时的邻国——无论是接 壤的各国，或是隔海相望的日韩——比起来，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于是中国人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央，周围都是蛮夷之地，只会向自己求教与求 助。所以对待外国（其实按当时的情况来说，是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总是摆出居高临下的施舍的态度。西方人航海是“为了爱财之心”，而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 宣扬天朝大国的威名，将宝贵的物品赏赐给那些荒凉的国度——为了面子而付出了极大的成本。

　　16世纪，当西方人带着各种新奇的玩意儿和 前所未闻的知识来到中国时，中国人感到了对自己全知全能的权威的挑战，本能地拒绝了一切在自己认知范围外的新东西。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向别人传授知识，而不 能忍受当别人的学生了。这是中国与欧洲最大的不同。欧洲有无数的小国，他们互相竞争，互相学习，生怕被别人落下，总想比别人更好，于是有了进取心，或者也 有怕被别国吞并的危机感——总之，大家互相追赶着发展起来了。对手是最好的朋友——这话一点不假。中国没有这样的好朋友，孤独地停了下来，不再有向前奔跑 的乐趣。

　　地理因素是如此重要又贯穿始终，但兰德斯看重的决不仅仅是地理因素。 他力求从科技、宗教、文化传统等方方面面去解释，为什么富国会如此之富，穷国又如此之穷，却并不是想要人们只对自己的过去欣喜或哀叹，他希望每个国家都能 吸取历史的教训从而走得更好。大自然是不平等的，历史是已经存在的，抱怨这一切无法改变的东西都毫无意义。唯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自强。就像兰德斯在书的最 后所说的：“没有奇迹。没有尽善尽美。没有千禧。没有天启。我们必须养成一种持怀疑态度的信仰，避免教条，善于听和善于观察，努力明确目的并使之逐渐完 善，选择更好的手段以促其实现。”（上海证券报）

评2篇--蓝迪斯《国富国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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