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emma

群众心理学

被压倒的理性：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这是两本很有意思的书，一本是法国人勒邦著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另一本是奥地利人威尔海姆·赖希著的《法西斯群众心理学》。前者以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分析研究社会历史运动中作为主体参与的群众，他们的行为、心理的诸般特征，更多具有现象学意义。后者则以希特勒纳粹时代为背景，兼及苏联斯大林时期，探索极权制度中在谎言和恐惧状态下生存的普通群众性格心理法西斯化过程呈现的非理性性质，并深入剖析其产生的生物性缘由，更多具有社会哲学价值。两本书各有精义秘笈之处，却又互印连类而学理相通，都具有实证研究之价值。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理智与情感、思想与灵魂、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交替纠结在一起，支配着人的行为。现代心理学有一“情商”之说，认为在人的性格中支配其行为的情感、意志、灵魂等力量大于聪明、才智的“智商”的力量。性格即命运，优劣成败的人生例子，我们不难于现实生活中找到。昆德拉写过一本叫《生活在别处》的有名小说，描述一个抒情浪漫的青年诗人人生追求，最后却沦为向警察告密的告密者。昆德拉思考的是浪漫主义与专制政治隐秘的情感联系。他说道： “抒情状态是人类的境况。”这就是说，不仅是浪漫之情，而且追求的激情、豪情、失败痛苦的悲情，乃至怨恨愤怒之情、七情六欲，都是人类的宿命。它们竟支配人生的始终。“情商”重于“智商”的现象，不仅于个体，人类群体概莫能外。不管是阅读历史书本，还是从现实生活之经验观察，凡有群体行为发生之处，特别是事关重大社会政治经济事件，莫不是场面汹汹。激烈的冲动、狂热的感情，有如泛滥的洪水、狂奔的野马，那种情绪压倒理智、盲目冲动代替思考的状态，被心理学家荣格称为 “兽性的上层建筑”。对此无理性局面以及造成的恶果，凡经历过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大小政治运动或“文革”的国人，恐怕莫不有深刻的记忆、切身的体会。集体无意识，是群体行为发生时的基本心理状态，勒邦在其书中对此有着透辟的论述。他甚至说：“群众等同于无意识集体。因为无意识，所以力量强大。”这里的 “无意识”指理性缺乏、推理能力低下、少有深思熟虑而混沌懵懂。勒邦在书中举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发生的大量事例，论述了群众行为的这种心理特征。如1792年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屠杀事件。当时，在大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巴黎成千上万市民几天之内虐杀尽关在监狱里的僧侣贵族一千五百多人，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极刑现场，妇女们以一睹贵族受刑为荣。这些平时里的店员伙计、家庭主妇，都相信自己的正义行为是在消灭“共和国的敌人”。因此，勒邦认为，参与社会事件中的群众，感情无论善恶，皆夸张真率、冲动易变、缺少理智，更多受生物本能影响，有如原始人，易被煽动鼓舞。当情感的磁场在人群中迅疾传染蔓延积累到一定的量时，人非常容易流于暴戾。此时若稍加暗示或鼓动甚而导致犯罪，群众还自以为是高尚之举。而行动中的个人于对象并无明确的恩怨仇愤，在无意识状态下作恶犯罪，所谓“谋杀无动机”（昆德拉语），就是一股极为疯狂可怕的力量。群体行为还有一重大心理特征，就是崇尚威势，迷信权威人物。社会中大多数处于中下层地位的群众，大多地位卑微，心理狭窄脆弱，对超出自身生活经验的一般问题不甚了解，不辨真伪，希望听从权威的意见。他们甚至不在乎“说什么”，而在乎持此说之人物的地位，因为群众需要服从权威的指导。因而凡有大众迷信、偶像崇拜之处，群众必然情令智昏匍匐在地，具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极端情感与形式。就像原始初民需要神话，群众潜意识中也需要一个具有神格的伟人。所以不管是拿破仑的凯旋，还是希特勒的讲演、斯大林的检阅等，都是“群众需要上帝，我们就造出一个上帝”的狂热荒谬之举。古往今来的君主枭雄、教主领袖，乃至市井中有号召力之人，都对群众这种心理有着准确的把握，他们无意间成为绝好的心理学家。这正是他们具有统率号召力的原因。勒邦在书中说道：“每个时代的群体杰出领袖，尤其是革命时期的领袖，大多才疏学浅，他们往往勇气超过才智。才智过多甚至会给领袖带来障碍，但正是这些才智有限的人给世界带来最大影响。”翻开历史书籍，这种出身江湖、强人领袖成功夺取社稷重器的例子遍布于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这类群众领袖的高明不仅在于他们擅长谋略权术，还在于擅用巧妙的宣传和演说把自己打扮神化成伟人救星、明主英雄，窃取国家、民族、真理、革命的名义煽动群众，让他们相信为其谋利，相信其幸福与快乐在于崇拜与服从之中，役使他们赴死就义，心甘情愿在所不辞。群众中有无智者？群众为什么会如此容易受欺骗？他们在为人驱使被利用时，甚至在大多数时候，为什么不知道自身的行为常与其利益相背离？这岂止一句 “愚昧”、“糊涂”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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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SEAN @ 10:42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