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emma

大国崛起__幕後

◆《大國崛起》與《大國策》一脈相承劉亞洲：“......記憶可以塵封，而歷史不會......對歷史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審視......我努力踮起腳來看歷史......”(《關於歷史》) “......今天世界沒有大戰略家，但有大國，注視大國就等於注視世界......”(《西部論》)如果歷史是根絲線，而曾在人類歷史上縱橫馳騁的大國是粒粒耀眼的珍珠，那麼央視12集大型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成功地通過影像和聲音，用歷史的纓絡將五百年來世界大國跌宕起伏的興衰歷程立體、直觀地呈現給了觀眾。

◆ 真正的策劃者浮出水面該片熱播後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反響，網上的討論也相當熱烈。據內部人士介紹，本部片子的幕後策劃實際是中國頗具影響力的軍事戰略家，《關於歷史》及《西部論》的作者劉亞洲將軍。而《大國崛起》實際是劉亞洲將軍極富盛名的經典著作《大國策》的影視版。據該內部人士講,此片與劉亞洲將軍的《大國策》、《信念與道德》以及《甲申再祭》、《中國未來二十年大戰略》等作是一脈相承，有著極強的邏輯關聯及傳承。這也回答了許多觀眾對該片為何無論是頗具滄桑感的語言及說理、敍事相結合的風格，無不與劉亞洲將軍作品神形俱似的疑問。而此片總編導任學安所講的拍攝《大國崛起》緣起於他2003年11月底收聽政治局黨委學習的新聞而生的靈感，據稱也是劉將軍囑其打出的“煙霧彈”。而按照此內部人士提供的該片的原始腳本稿件（部份），我們以《大國策》為主線，沿著它們共同的思想脈絡，對《大國崛起》再次進行一番梳理和解讀，看看作者試圖揭示給我們哪些東西（注：文中小標題均是腳本初始解說標題）。

◆ “經營戰略”——透過歷史凝視大國“......什麼都可以出錯，戰略不能出錯；什麼都可以失敗，戰略不能失敗。戰略的失敗是最徹底的失敗......”（《中國未來二十年大戰略》）劉亞洲將軍在《大國策》開篇即以“戰略產業”作題並敏銳地講道：“......戰略產業即大戰略。要把大戰略當作產業一樣來經營......”我們看到，《大國崛起》展示了九國通過不同方式、在不同時期內完成的強國歷程，體現出了鮮明的不可重複的時代特徵和民族個性，但我們也從其興衰的軌跡中找到了一脈想通的主線：無論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相互競爭中瓜分世界，依靠新航線和殖民掠奪建立起勢力遍佈全球的殖民帝國，還是憑藉一系列現代金融和商業制度的創立，將17世紀攬入懷中的荷蘭；無論是推行自由貿易，拓展全球市場的日不落帝國，還是開啟理性大門，用啟蒙思想打破歐洲中世紀神學枷鎖的法蘭西；無論是高度重視教育、科技，遵循歐洲大國的均衡原則，爭取到寶貴的和平發展空間的德意志帝國，還是以拿來主義的方式推進殖產興業日本，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徘徊的俄羅斯；也無論是進行了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為全人類提供了寶貴經驗和思考的前蘇聯，還是與之前蘇聯抗衡角逐半個多世紀，最終獨創性地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將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位置佔據了一個多世紀的美國。它們崛起模式不同，發展軌跡各跡，然而其中的興盛者必發韌於在各自不同的歷史時期，尋找到了一條正確的發展戰略;其衰亡乃至湮滅者，也必緣於走上了錯誤的戰略不歸路。這也是劉亞洲將軍大聲疾呼“......什麼都可以出錯，戰略不能出錯；什麼都可以失敗，戰略不能失敗。戰略的失敗是最徹底的失敗......”的深刻含義。“......百年來，中國始終沒能成為現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全球視野，缺乏對內外政策的通盤謀劃，是重要原因......”、“......不謀天下者不足以謀一域。一個大國不能為發展而發展。國家的戰略目標不是“實現強國夢”之類的口號。它必須是具體的、可觸摸的......”（《大國策●戰略產業》）。劉亞洲將軍的這些話告訴我們,中國國家發展戰略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在錯綜複雜的戰略形勢下，創造一個有利於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維護和尋求國家利益，正確運用戰略智慧，保障重大戰略目標的實現，是中國國際戰略應解決的重大任務。它涉及到戰略判斷、戰略制定和戰略實施過程中包括形勢、格局、目標、原則、佈局、方針和謀略各個方面，需要進行全面籌畫和思考。基於此，《大國崛起》在浩如煙海的九國歷史中進行了一次思想的長征，通過回望世界歷史提供的一個獨特的視角，為我們討論國家發展戰略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歷史資源和文明資源。劉亞洲將軍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制定國家戰略時常會有此通病: 往往沒有戰略產業，缺乏明晰的國家發展戰略。忽而虛，忽而實。虛時特別抽象，即時特別具體。國家行為基本囿於“刺激——反應”模式。雨來打傘，風來穿衣。就事論事，隨機應變多，長遠謀劃少（《大國策●戰略產業》）。近日，中共九名政治局常委集體學習“大國崛起”課程，中央電視臺也推出此部電視紀錄片，說明我們透過近200年來九個大國的興衰史，在凝視和關注自己的戰略產業，我們真正開始把戰略當作產業來經營。 中國的幾代領導人反復強調：我們的發展，要吸收和借鑒全人類的文明成果。那麼，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應該以什麼樣的胸懷和態度來看待曾經在近現代歷史上引領世界潮流的國家？《大國崛起》跳出思想意識和制度異同的局限，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以尋找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為敍述平臺，也正體現了劉亞洲將軍對經營國家戰略的一貫立場：“......戰略謀劃應當是冷靜的，發展中國家制定戰略時往往被衝動和狂熱牽著走。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有許多不得意的時光，加上近代以來飽受屈辱的事實，人民在看待國際事務時經常有一種抗衡的心態，換句話說就是“歷史上的受害者心態”，這使人民敏感和易折。只有理性占主導地位時，情緒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大國策●戰略產業》）。我們看到，《大國崛起》中的九個主角中，有的國家對中國人民犯下過罪惡，有的至今還在中國戰略崛起上設置障礙，但這都不影響我們拋開情緒化的干擾，去客觀、真實地還原其發展中共性的、本質的規律，其歷史“成為全世界的歷史”並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國家是我們列入“大國”範疇的唯一標準。因為中國“如何面對國家成長過程中的挑戰，做出什麼樣的戰略選擇？”、“能否成為世界大國，成為什麼樣的大國，通過什麼樣的途徑成為世界大國？”這才是策劃者及本片所要揭示的最核心的問題，也是我們最關注的。

◆ “戰略一旦曝光，就不可能再縮回去”——直面“大國”與“崛起” 劉亞洲將軍認為：經過中國共產黨不懈的努力，中國已完成了一個弱國向次強國的轉變。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越來越強，便可佐證這一點。此外，中國是個比任何國家都更能把舉國之力集中起來使用的國家。她的無形影響力比那些有形的國力指標所能顯示的要大得多。形象地講，“世界是一片叢林，在這片叢林中中國是什麼？我認為中國是大象。大象可以隱藏在樹叢中，但還是大象。你可以宣稱自己不是森林之王，你還可以盡情展示溫順的形象，但你不能否認自己是大象。你的戰略一旦曝光，就不可能再縮回去......大象不必躲藏（《大國策●大象》）”。就如劉亞洲將軍所講的，中國這個大國的崛起是不爭的事實，世界也是以這樣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發展的現狀。並不是中國自己說與不說“崛起”的字眼能夠回避的。關鍵在於中國對“大國”的定位，以及如何“崛起”。此時，《大國崛起》能夠高調探討“大國”和“崛起”，不再欲說還“羞”，折射出中國領導人經過3年時間，對“和平崛起”更加自信的心理變化。今年以來，中國的“大國外交”姿態尤為明顯，與大國關係方面，對美日益密切，溝通機制靈活效率高，與日關係從冰點扭轉回升；同時進一步加強與傳統友好國家非洲、東盟等的互利合作關係；在朝核問題上堅守原則、應變不亂，縱橫捭闔。這些都是高層和平崛起思路成功的轉化。《大國崛起》無疑也是對西方國家散佈的“中國威脅論”的回擊，它明確地告訴世界，我們不會以犧牲國家發展的根本利益為代價，隨著“中國威脅論”的魔笛起舞，以此換取廉價的“信賴”。這也是劉亞洲將軍在《大國策●大象》一節中講到的“......當中國的形象已經在別人心目中改變後，就不能再用以往的方式同別人打交道。大國必須有大國的氣度，在國必須有大國的手段......” 由此，我們可以說：《大國崛起》包含著中國下一步發展思路的重要資訊：不再“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中國式崛起將更加堅定信心地走著自己的道路。

◆ “知雄而不稱雄，是一門高超的藝術”——注視“大國之迷”與“大國之惑”的思考由於中國的崛起潛在地具有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格局的意涵，世界各國對中國的崛起必然會有諸多疑慮。一方面，現有國際秩序的主要受益者會對中國的崛起心懷戒心。中國由於廣土眾民與悠久文明，顯然具有制衡美國的潛力――儘管僅僅是潛力，美國不少政治人物不就在極力鼓吹中國威脅論，試圖遏制中國的發展嗎？另一方面，中國與周邊國家在領土、領海以及相關問題上的認知並不完全一致。由此，周邊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歷史糾葛的國家更會對中國的崛起有某種疑慮 。 劉亞洲將軍在《大國策●大象》中就講到我們在發展中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對有的國家來說，中國是希望；對有的國家來說，中國是挑戰。感情使一些國家接近中國，理智卻使他們離開中國......即使在兩個最友好的鄰國間，也必然存在利益衝突。甚至越是鄰國利益衝突的可能性越......對於中國而言，如何實現自身國力的良性成長，如何與其他大國進行利益調整，如何讓昔日友邦（或敵手）不存芥蒂，如何整合政治和經濟資源，如何樹立威信發揮國際影響力等，都是切切實實存在的“大國之迷”與“大國之惑”。如何合理解決國家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利益衝突，給周邊對我心存疑慮的國家一粒定心丸?對此，劉亞洲將軍在《大國策●知雄守雌》給出了這樣的回答：為了不被別人看成威脅索性不發展是不可能的。發展又不相被別人敵視更不可能。這需要我們選擇一種更精明的發展策略。這個策略應當是我發展，就要讓別人也因此發展；我得利，也要讓別人從中得利。對於上述觀點，劉亞洲將軍在《大國崛起》中巧妙地把它們融合到了對歷史的回溯中：在《帝國春秋（德國）》一集中，劉亞洲將軍通過德國俾斯麥基金會主席 米夏埃爾.埃肯漢斯講出了這樣意味深長的話：“......雖然俾斯麥希望德國成為一個位於歐洲中部的強國，但是它應該負責保證整個歐洲的和平，避免出現拿破崙時代的動盪，結果只是毀滅了各個國家，毒化了各國之間......” ；在《百年維新（日本）》一集中，更是通過“......在今天的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可以稱道的意義只是在於：對內，給它自己的人民帶來幸福對外，給世界帶去和平和安全的福祉......”的旁白，對我們努力追求的以人為本的、有選擇學習的、在試驗中漸進改革的，一種與西方模式可堪采補的崛起模式進行了精妙的注解。 “......世界上有兩種規律：一、人家只尊重強者，對弱者絕不手軟。二、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強者，多不得好死......《大國策●知雄守雌》”，劉亞洲將軍所說的第一個規律告訴我們要正視一個現實：......今天中國的“大”，很大程度上還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在單項指標方面，我們很難望西方發達國家之項背......（《大國策?知雄守雌》）。所以我們要盯住大國崛起的目標加快現代化步伐，成為民族之林中名符其實的大國。也就是劉亞洲將軍在《中國未來二十年大戰略》中講的：......若想不與美國最終攤牌，除了經濟增長外，就是軍事崛起。在美國控制世界之前，發展自己就是硬道理。和平崛起是靠軍事實力保衛的，須有軍事實力托底......而在《激情歲月（法國）》一集中，戴高樂則說：進步是維護國家獨立的唯一條件，一個經濟衰弱的法國，不可能在世界上真正立足。異曲同工！當然，我們所追求的理想角色又是一種肩負道義、對世界懷有美好願景並有能力實現的形神兼備的大國，這就是劉亞洲將軍在《大道行思（結篇）》對第後一個規律進行的詮釋：......歷史的教訓是，一意逞雄的國家，等於是放棄了從容崛起的主動，最後的結果並不美好...... “......知雄而不稱雄，是一門高超的藝術。中國現在有點像領導者。領導者的自豪和悲哀都在於時刻被人注視。把眾人的目光從自己身上分散掉，則是一種更在功夫......《大國策?知雄守雌》”為了把這一觀點闡述得更加鮮明透徹，劉亞洲將軍在《大國崛起》中連續用了三集的篇幅（第五集：《激情歲月（法國）》、第六集：《帝國春秋（德國）》及第七集：《百年維新（日本）》）對歷史上以戰爭和對外擴張求崛起的歧路進行了批判，同時也明確地告訴了世界中國對和平崛起的判讀：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中國的“大國之路”是一條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友好相處、共同發展之路；是一條依靠自身力量、挖掘自身內涵、注重全面協調之路；是一條在全人類共同利益基礎上的振興中華之路。這也為劉亞洲將軍“知雄守雌”的課題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 “對我國國家安全最主要的戰略性威脅來自內部而非外部”——信仰與制度構鑄的崛起動力“......大國是不可能被消滅的。它的衰敗也好，強盛也好，都只可能從內部開始。對我國國家安全最主要的戰略性威脅來自內部而非外部。即使外部壓力再大，也只有通過與內部各種社會張力結合才能引發問題......（《大國策●經營信仰》）”由此，劉亞洲將軍認為，如果我們確信中國的崛起是一種歷史必然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能把自己的目標定位在物質化的綜合國力的強大上，還必須要有統一的國家精神和靈魂。對於如何強化我們崛起中的精神，劉亞洲將軍認為，主要是兩點： ◇ 一是必須強化我們的信仰。 “......要堅持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仰，不發達國家走向發達的每一次真誠的嘗試，都指向社會主義。同樣，落後的國家走向強大的每一次努力，也指向社會主義。信仰就是激情......（《大國策●經營信仰》）”。信仰對於我們成功崛起的重要性，在《大國崛起》則體現在第六集《帝國春秋（德國）》中，央視記者在對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教授呂德格.馮.布魯赫進行採訪時，我們聽到這位資深學者有過這樣的談話：“......（德國科學家）把自己所有的個人利益都置之度外。這一獻身精神是崛起為世界大國的非常關鍵的一個原因......”當然，老教授所說的獻身精神與我們所追求的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不可同日而語，但劉亞洲將軍在這裏卻在提醒我們，在崛起的道路上，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和我們崇高的信仰，因為“國力漸處於強勢，精神上卻處於劣勢”的國家是無法真正實現成功崛起的。◇ 二是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契約及法制精神，是劉亞洲將軍在《大國崛起》中著墨最多的部份，也是時下在網上爭論最多的焦點。而這肇始於他多年來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系列思考：在《學習鄧小平》一文中，劉亞洲將軍認為：目標和目的一旦確認，就需要有制度上的保證。沒有制度上的保證，目標就是沙盤，目的就是紙上談兵。小平同志思考經濟問題的同時，也在認真思考制度問題。經濟改革進行到一定程度，就一定要進行政治改革。否則，落後的政治體制會對先進的經濟體制形成反噬，直至吞沒經濟改革的成果。只有經濟現代化，沒有政治現代化，就是瘸腿的現代化，甚至不算真正的現代化。由此，劉亞洲將軍斷定我們的制度有著極大的改善空間和改革空間。這種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呼喚也體現在劉亞洲將軍論及反腐敗時一段廣為流傳的名言：......我們必須用良心首先來約束自己,但最重要的是追求和建立一種制度,徹底根除腐敗的土壤...... 從上面我們不難看出，劉亞洲將軍已敏銳地認識到改革的動力已經接近極限，需要新的刺激點。他用此對當時X主席在建黨八十周年大會上所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進行了詮釋。尤其是通過對前蘇聯政權倒臺的反思，他得出了“為了防止出現前蘇聯、南斯拉夫等國的局面，必須在理論上和行動上做好充分的準備，等待是沒有出路的。改革是穩定之一，政治體制改革是最根本的 ...... ”（《大國策》）這樣的結論，在當時引起不小的震動。對於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改革，劉亞洲將軍認為：經濟好了，人民必會提出更高的政治上的變革要求。西方國家以人權為大帽子壓我們，那是別有用心。我們並不是不講人權，相反，人民真正當家做主就是最大的人權。民主與人權畢竟是18世紀以來全人類的共同理想，也是符合中國人民的願望與福社的。問題在於什麼樣的民主和人權更適應於中國？中國絕不能全盤西化，也絕不能沒有民主和人權。倘若解決好這個問題，二十一世紀上半葉中國無動盪（《關於香港問題》）。他在《大國策●經營信仰》中對如何改革以及所應涉及的方面進行了初步構建：政治體制改革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民主放權，變“為民做主”為“由民做主”；另一方面是勵精圖治，鞏固我黨的執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民主就是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法治就是使聽不見的東西被聽見。有憲法並不等於有憲政。有了法律並等於有了法治。沒有法治強調道德等於踐踏道德...... 在《大國崛起》中，我們看到，劉亞洲將軍再次呈現給觀眾的，不是上述這種思考的簡單翻錄，也不是書面語言的生硬視聽化，而是在盡可能地接近那些遙遠的、別國的歷史中，還原法制精神在國家崛起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走向現代（英國上）》中，我們看到，《大憲章》從十三世紀誕生之日起，積累起深厚的傳統力量，將契約和法制的基本精神，注入到英國人的思想根基。他通過對英帝國崛起的歷史，揭示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所謂的一個國家外部的崛起，實際上是它內部力量的一個外延，在一個內部，自己的國家制度還沒有健全的情況下，就很難成為一個大國，即使成為一個大國，也不是可持續的。在片中，我們也看到，正是契約精神和專利保護等機制，如同一張巨大而細密的網，將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才和技術都搜羅到了英國。也正由於這些，瓦特先生沒有因為是個不成功的商人沮喪地離開英國；威靈頓公爵在滑鐵盧擊敗了拿破崙也正源於此，正如有人這樣評價：“比技術革新影響更深刻的，是經濟社會運行規則的變化。戰爭的勝利不僅是不列顛軍隊的勝利，也是市場經濟的勝利......” 在《尋道圖強（俄國）》一集中，看似強大的俄羅斯在和英、法兩國間進行的克裏米亞戰爭的失敗，使俄羅斯從主宰歐洲的頂點迅速跌落下來。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教授 劉祖熙一針見血地指出：儘管當時的俄國士兵非常勇敢地作戰，但兩種制度鬥爭的結果，必然是資本主義制度戰勝農奴制度......?同樣，在《百年維新（日本）》中，一個戰敗國迅速從廢墟中站了起來，而明治維新時打下的制度根基是日本戰後儘快經濟騰飛的一個基礎。 有兩個國家在體制改革方面的實踐經驗，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同樣，劉亞洲將軍在他以往的文章及策劃本部電視片中也對其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剖析，這就是“為全人類提供了前無古人的經驗和思考”的蘇聯和“將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位置佔據了一個多世紀”的美國。對於蘇聯，劉亞洲將軍更多講的是教訓，刻骨銘心的教訓，為此，他曾有《八 .一九事變與中國》一書進行專門的闡述與剖析。他認為，蘇聯社會主義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註定了它要失敗的命運，因為“任何一個制度都需要自我完善。社會主義特別需要自我完善，就像資本主義曾經自我完善一樣。而它沒有，於是它失敗”，由此，也就有了我們前面提到的“等待是沒有出路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最根本的穩定”這樣的結論。在第九集《風雲新途（蘇聯）》中，劉亞洲將軍對此問題的闡述卻是引用了羅曼.羅蘭日記中的話：“目前這些政策包含著某種消極的東西，這是不可避免的；我絲毫不懷疑，世界更美好的未來是與蘇聯的勝利連在一起的”詩人衷心希望日記五十年後再發表，因為他認為五十年後，蘇聯一定已經解決了這些問題。 然而，片中以凝重的語氣對這一情節做了旁白：但是，蘇聯的領袖們並沒有像羅曼.羅蘭期待的那樣，及時發現和糾正，包括高度計劃經濟體制在內的一些政策弊端，以至於積重難返，喪失了讓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機會。對美國，劉亞洲將軍更多考慮的，是如何破解其持續發展之迷，最終戰勝和超越它，基於此目的，劉亞洲將軍在《理想與道德》中對美國利用制度保持發展的原因進行過精准的分析，他認為，真正不可小覷的，是美國的精英體制，這個國家的寶塔尖體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這樣，美國可以不犯錯誤，或者少犯錯誤，即使犯了錯誤也能很快改正錯誤。而在《新國新夢》及《危局新政》兩集中，劉亞洲將軍通過對美國走出獨立戰爭後經濟困境的回顧，向人們揭示出：把美國從一個殖民地，從受制於英國商業限制的經濟體制，轉變成一個可以保持經濟長期發展的體制，正是其迅速建立並完了一系列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制度體系。也正如片中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大學經濟學教授錢穎一所講的：在美國出現這麼多個人奮鬥成功的企業家，不僅是企業家，也是各個行業的出類拔萃的人，不是偶然現象。它是有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的環境。美國經濟在一套比較成熟的制度體系的保障下，實現了跳躍式發展。這也進一步闡明了劉亞洲將軍的一貫觀點：我們的制度有極大的改善空間和改革空間，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態意橫行。制度壞可以使好人無法做好事。一種壞的制度會使好人做壞事，而一種好的制度會使壞人做好事（《學習鄧小平》。 這給我們的啟示是深遠的。時下，有人是在為中共十七大後重啟政治改革造勢，而劉亞洲將軍向來是高層智囊之一，是否果真如此，不得而知。

◆ “民族的素質決定著民族的命運”——文化與創新下的大國之路 面對強勁的競爭對手，劉亞洲將軍在《西部論》中認為，中國須冷靜，此刻應持兩種心態：其一，既然“戰爭（與美國的鬥爭）”不可避免，不如提前走入“戰爭”。鞏固與擴大中華文化的根基，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進行碰撞，是歷史賦予中國的責任。否則，歷史就會選擇其他國家來承擔這個責任，印度就是候選人。 其二，風暴越猛，越要有平和的心態。心態是一個民族成熟與否的標誌。而這種成熟，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創新。思想的創新，文化的創新。“......文明與文明之間，最初的競爭是文化的競爭，最終的競爭也是文化的競爭。日本人曾講過這麼一句話：當年我們發動分化戰爭，也就是你們說的抗日戰爭，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你們的大學還在開課，可“文化革命”中，你們的學校卻停了課，這是對民族的犯罪......”、“......個人的素質決定著集體的素質，集體的素質決定著民族的素質，民族的素質決定著民族的命運......《學習鄧小平》）”文化與創新，不僅是構成民族素質的要素，而且，在我們追求大國崛起的征程中應對挑戰的重要武器。在片中，劉亞洲將軍給我們展示了這麼幾個歷史瞬間：牛頓的物理發現，給人類帶來從未有過的自信。曾經匍匐在上帝腳下的人類，終於大膽地抬起頭來，開始用自己理性的眼光打量世界；18世紀末的歐洲，啟蒙思想不僅成為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內在動力，更使人們對思想與文化的尊崇浸入靈魂，開啟了科學和理性之門；20世紀初期，在美國和進步運動同時展開的，還有一個又一個的發明和文化、思想乃至體制的創新...... 說到創新，就不能不說說《大國崛起》的這位幕後策劃劉亞洲將軍，也算是對本文的總結:國際戰略對國家發展十分重要,劉亞洲在諸如《大國策》、《中國未來二十年大戰略》等一系列作品中所述及的戰略定位、戰略利益和國際戰略的轉變等問題都是關係國家未來發展的全局性課題，這種思想被高層採納後直接催生了我們在對美，對日以及處理臺灣問題等方面策略性的轉變。這也再次說明，先進的具有創新性的戰略思想戰勝敵人，消除成功崛起障礙的最好武器。在談到為何劉亞洲將軍策劃的《大國崛起》能受到決策層關注並與中常委學習同步在央視上映，內部人士透露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劉亞洲將軍屬於決策層智囊圈子中的人物，且被美情報機關劃定為“絕對死硬的赤色分子”，政治上可靠，推進政治改革的建議由他提出既符合決策層的執政理念，同時也易於抵消反對意見，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論；二是劉亞洲將軍在對台評估和對美分析中，直接觸及美國戰略底線。他的戰略思想在中國表面上是對美友善，其實質是美軍最不想看到的戰略思想勁敵，此點深最高決策層欣賞；三是北京曾因劉亞洲將軍《農民問題》一書而高度重視農村問題，從而及時出臺一系列措施並取得了初步成效。有此成功先例，也使高層對其新建議頗為看重，《大國崛起》由此也一路綠燈在螢屏大放光彩。□

posted by SEAN @ 5:19 PM